7村民“敲诈政府”背后拆迁乱局
核心提示
河北张家口有7名村民被以“敲诈勒索罪”起诉。他们被指控，组织村民假上访，以此施压政府，“多领”拆迁补偿款。9月30日，他们被取保候审。本报记者调查发现，这是一起含义深刻的“敲诈”案。
2007年，张家口塞北管理区招商兴建奶牛养殖基地，需要拆迁农户。村民不满评估后的补偿价，要求按照市场价格进行房屋补偿。
为了在限期内完成任务，拆迁小组组长马江和村民逐一协商补偿，最终支付的补偿钱款超出预算500多万元，但仍无法付清承诺的补偿款。最后村民上访，马江被调查，并以“滥用职权罪”获刑。而且其中率先和马江协商补偿的村民也被刑事起诉。专家认为，即便是过度维权，也不能简单以敲诈罪定性。
9月30日，国庆的前一天，贾文走出张家口看守所。这天距离他从床上被带走，过去了10个月零1天。
贾文是河北张家口塞北管理区的奶牛养殖散户。2009年11月29日，他和村里的另6名奶牛养殖户被警方带走。
随后，他们7人以涉嫌“敲诈勒索罪”被沽源县检方批捕。检方指控，贾文7人于2009年10月中旬，组织村民假上访，给政府施压，“多领”60余万元补偿款。
今年1月22日，7人在河北崇礼县法院受审。
8个月后，贾文等人得知，他们被取保候审。
贾文认为自己冤枉。他说，当初塞北管理区政府进行拆迁，给予的补偿款太低，协商后，管理区政府同意增加补偿款。而如今在起诉书中，这些钱款则变成了贾文的“不当得利”。
“乱到不可收拾”
3年前的拆迁，有村民至今未获补偿，有村民则获“超额”补偿，拆迁负责人被举报后获刑
这宗扑朔迷离的案情，源于3年前的一个拆迁项目。塞北管理区管委办副主任宋帝铭介绍说，“当时的拆迁程序几乎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”
当时，管理区政府引进一个现代牧业企业，欲建立一个数千亩的奶牛养殖基地。其中的二期工程需要征地，涉及管理区下辖的榆树沟管理处内114户村民。
村民的房屋很快被推平，而在两年后的2009年，仍有60余户村民没领到拆迁补偿款。2009年8月，他们向张家口市信访局反映问题。
村民列出拆迁5大乱象：1、拆迁不张贴公告；2、欺骗群众签订空白补偿协议；3、资金不到位哄骗群众搬迁；4、管理区领导在群众搬迁后反悔承诺的补偿条件；5、故意推托拒付补偿费导致群众流离失所。
张家口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。
调查发现，在114户村民中，已有贾文等41户村民领到补偿款，且补偿款高于评估价。
宋帝铭说，这些已经领取拆迁款的村民，少的超过评估价数千元，多的超过10余万元，是评估价的2~3倍。以被诉的村民贾文为例，评估价3.1万元，实际拿了补偿款16万元。
据此后的《榆树沟管理处拆迁遗留问题处置结果公示表》显示，除了贾文在内的7户村民以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刑事起诉，另有桑文龙等5户村民被民事起诉，起诉理由是“不当得利”和“捏造协议冒领拆迁补偿款”。
对于另29户已领到补偿款的村民，宋帝铭说，管理区将视判决结果，陆续对他们提起民事诉讼。
2009年11月29日，就在贾文7人被带走当天，塞北管理区管委会副主任马江也被带走调查。
马江在拆迁领导小组任组长。同他一起被调查的还有，拆迁办主任田玉春，他是塞北管理区建设局局长，以及负责具体拆迁工作的榆树沟管理处书记兼处长王清海等人。
宋帝铭说，调查发现，拆迁组主要负责人滥用职权，没向领导请示，擅自决定答应贾文等村民的要求，拆迁费用超预算，项目整体评估价总共578万元，而实际支付的补偿款为1100余万元，还不包括尚未兑现的口头承诺。
今年5月，马江因犯滥用职权罪，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；王清海被判刑一年缓刑两年；田玉春被行政撤职。
他们只是炮灰
知情者透露拆迁背景，小县城招商大企业后，不谙拆迁工作的干部被推上拆迁岗位
马江，47岁。10月14日，记者电话联系到他。他说，自己身背刑期，无论如何辩解，都是一个“罪人”。
电话中，马江说得最多的两句话是：“我是沽源牧场出生的。”“我没有拿过沽源牧场任何人一分钱。”
塞北管理区前身是河北省国营沽源牧场，总人口有24000多人。马江、王清海和贾文都曾是沽源牧场职工。
2003年，沽源牧场改制成塞北管理区，成为张家口市的一个县级行政单位。马江出任管委会副主任，分管工业。原是牧场基层干部的王清海，任管理区下辖的榆树沟管理处书记兼处长。
而贾文则成为了当地的“奶牛养殖散户”。
马江他们的命运再次被改变是在2005年，一家奶业企业计划在当地投资11.46亿元，兴建奶牛养殖基地。
这个项目成为管理区招商引资的重头。河北媒体报道，“塞北管理区主要领导范亚平满怀诚意与希望，多次积极、主动地上门商谈。”
河北省省领导曾指示，要将塞北这个万头奶牛现代化养殖基地项目列入2006年省级农业产业化“111”工程项目，该项目成为全省农业领域的标志性工程。
张家口的主要领导还曾带队，到塞北管理区，召开项目现场办公会，要求全力抓好项目的实施。
从现在来看，该项目确实迅速带动管理区的经济发展。
管理区财政收入70%~80%来自于这个已部分投产的养殖基地。以2009年为例，塞北管理区全区财政收入4200余万元，其中3000余万元来自该养殖基地项目。而这一贡献还在增长，保守估计，今年截至10月，管理区财政收入已过9000万元，该项目对管理区财政的贡献已超过7000万元。
而在改制当年，管理区的财政收入只有300万元。
一位参与当时拆迁的政府人员说，基层政府付出了“血的代价”，给企业换来一块项目用地。
据他介绍，马江原是沽源牧场副场长，王清海原是牧场二分场场长，还曾是有一大堆荣誉在身的河北省劳模，他们根本不懂拆迁，“他们就是炮灰。”
仓促拆迁，限期3月
据介绍，拆迁中，评估公司只实地评估少数农户，其余则根据资料完成，造成许多漏项
塞北奶牛基地项目一期工程进展顺利，因为拆迁的只是坟地。2007年4月，项目二期工程将要开工，此时，情况开始变得复杂，因为拆迁涉及村民农户。
当时拆迁范围是，榆树沟管理处辖区内的3个自然村：大榆树沟、前新房、后新房。
贾文是大榆树沟村人，他家的祖宅将被拆迁。那是一栋三间砖土混合的平房。房屋已空置多年，玻璃被小孩砸了。贾文听说要拆迁，去换好了玻璃，以指望补偿价格高些。
那次拆迁被认为是仓促而紧迫的。
一位参与拆迁的政府人员说，拆迁前的工作准备不足。要拆迁的时候，才找到管理处。此前，既没有商量，也不事先通知，更不要说什么培训了。
而规定的拆迁期限为3个月，从2007年6月9日到2007年9月8日。榆树沟管理处公布的拆迁方案共4页，上面没有具体的拆迁补偿标准，也没有村民的生活安置方法。
拆迁前，评估公司来村民房屋评估。评估公司是张家口市房管局下设的张家口垣天房地产价格评估公司。
据知情人介绍，评估公司也没有对每户都进行评估，只是上门实地评估了几户村民，绝大部分是按照此前管理处调查摸底材料做评估。
该知情人说，那份材料形成于拆迁前几年，因此造成很多漏项，比如，村民建了新房，但评估报告上没有，这为拆迁带来阻力，也是增加补偿款项的一个因素。
贾文那三间经过维修的土房，被估价1.7万元，加上其他补助总共可补偿3.1万余元。
据当地村民说，若新盖一间房需花2万元，三间房则要花6万元。
贾文对补偿款不满意，认为那点钱根本无法再盖新房。他说，更让村民不满的是，拆迁问题还没解决，施工队就已进了村庄。
2007年7月的一天，马江找到贾文，说，拆迁户在附近小区买房，享受11%优惠。
这天上午，马江开车，拉着贾文到小区看房。
“前后也就半个钟头，等我回到村里，房子已被推掉了。”贾文说，那时，双方并未签订任何拆迁协议，他也未拿到一分钱。
参与当时拆迁的干部告诉记者，当时拆除贾文房屋是因为发现其在新搭建房屋。贾文对此否认，称其只是在维修。
被策划的“假上访”
村民不满补偿打算上访；村民贾文称此举属于自发，司法调查则称贾文从中组织，以此要挟政府
看着进驻村里的施工队，村民的不满情绪在日益积蓄，当前新房村的村牌标志被施工队拆除后，不满的情绪找到了出口。
据崇礼县检方起诉书描述：2007年10月中旬，“现代牧业养殖基地”施工期间，拆除了前新房村村标，贾文等借此事纠集前新房村村民手持铁锹、木棍等物，闯入施工现场，阻止施工。
贾文并不否认上述经历，但他称，自己并未组织，均为村民自发。后来村民商议决定到张家口市政府反映问题。
而塞北管理区管委办副主任宋帝铭对当时的上访，则提供了另一种版本的叙述。
他说，据司法部门调查，村民在史桂军家签字后，贾文7人又开了一个小会，策划“假上访”——其中，贾文安排张录向马江报告，说村民要去上访；杨春国找班车；王国柱和冀国等组织村民上访，“为脱离干系，贾文当时并未到现场。”
对此，贾文予以否认。
2007年10月17日，村民聚集在前新房村委会，准备前去张家口。马江带人赶到，将班车拦下，与村民协商补偿款。
村民代表要求每户统一补偿20万元。他们参照距塞北50多公里的内蒙古多伦，当地拆迁每户村民补偿20万元。
拆迁办没有当场答复。
贾文说，次日，马江找他，希望他能动员几户村民带头搬迁，并保证，“当时马江还说，补偿的事找王清海，一切好商量。”
随后，贾文7人和拆迁办协商，最后商定每户得补偿款16万元。2008年五六月份，7户村民补偿款全部到位。
贾文不认为向政府多要了补偿款。虽然盖三间房只需6万多元，但因为拆迁，他不能再养奶牛。他认为政府应该安置他们今后的生活。
对于16万元补偿的决策，塞北管理区管委办副主任宋帝铭说，贾文等人向马江施压，必须给钱，否则就去上访，“马江未经请示，擅自拍板。拆迁工作也从最初的评估补偿，转变为随意承诺。”
拆迁缺资金，向村民借
知情人介绍，因财政收入少，马江向银行、向个体户，甚至向被拆迁村民借拆迁款
在宋帝铭看来，贾文7人以上访之名多要补偿款成功后，成了当地拆迁乱象的导火索。
其余村民也开始逐个协商拆迁事宜。
原本规定2007年9月须完成的拆迁项目，到2009年3月，还没有完成。
在拆迁快接近尾声时，出现了大量的口头协议。村民称，当时这现象非常普遍。拆迁之前，村民几乎所有的要求和条件，管理处统统答应，但全是口头上的。
44岁的吕明义，是最后搬出前新房村的两户村民之一。他有大房2间，生产房和牛舍共7间。后来王清海上门协商拆迁。“两次就谈成了。”
吕明义说，他的房屋评估价4.07万元，王清海承诺，补偿各项费用总共23.83万元，“但这只是口头承诺，没有书面协议。”
有村民说，当时还出现无房产评估报告、无房村民领到补偿款，有房村民领不到补偿款等乱象。
2009年5月10日，当地开始了最后一批拆迁。后新房村村民关艳丽的房子在那天被推倒。虽然拆迁小组承诺给她18.5万元，但在那天，她并未领到钱款。
拆迁小组原本承诺在2009年4月24日付清吕明义的23万余元补偿款，但那天，他只拿到了3万元。
当时一名参与拆迁的政府人员回忆说，拆迁办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拆迁资金，每次去管理区的财务拿钱，几乎没有一次性付完的例子。“甚至有人向上面领导反映，说没钱拆不了。领导回答，有钱还要你们拆？”
据该知情人介绍，当时塞北管理区的财政收入少，拆迁资金都得靠四处求借。他说，马江安排人员，以个人名义、甚至管理处的名义去借钱，向银行贷款、向管理区有能力的个体户借钱。
“最后拆迁人员甚至还会向被拆迁村民借钱。”这名知情者说。
吕明义的补偿款就被政府借去过。2009年4月，他刚领到3万元，就被拆迁人员借走1万元，用于支付给别的村民。
上述知情者说，若实在借不到，就给村民打欠条。最后拆迁工作在历时两年半后完成，“如果不借钱，不要说两年半，就是20年都拆不完。”
是否属于敲诈政府？
不满补偿的村民贾文被以敲诈罪起诉；专家认为不能把维权或过度维权简单定为“敲诈”
2009年5月，拆迁工作虽然结束，但只承诺给村民的补偿款则没有着落。
到了2009年8月，吕明义只获得补偿款3万元，剩下20余万元一直无法领到。8月23日，他和村民一起开始去张家口集体上访。
上访虽然引起张家口市政府的重视，但此后的处理方案则出乎吕明义的意料。
吕明义没想到马江、王清海会被撤职、判刑，也没想到贾文等村民会被刑事起诉，并且还有5名村民被民事起诉。
宋帝铭表示，民事起诉的决定，是塞北管理区管委会的集体决策。起诉的理由是，他们的“所得远远超过房屋本身的价值”。对其民事起诉，为了把不该给村民的钱通过法律渠道要回来。
吕明义说，他最不曾想到的是，塞北管理区表示，此前村民获得的承诺无效。补偿方案做了调整，每户村民在原有评估出来的补偿价上略有提高。
据吕明义介绍，若单按评估价计算，目前有80余万没有兑现。而现已支付41户村民的钱款又超过评估价124万。“管理区说，把这124万要回来，就可以补上80多万元的窟窿，多出来的40余万，再平均分给所有村民”。
记者向塞北管理区核实这一说法，宋帝铭和负责宣传的官员都拒绝回应。
除了补偿款，已被取保候审的贾文更关心的是，自己的“罪名”是否成立。
贾文的代理人认为，敲诈罪不成立。他说，“贾文是房屋所有权人，有权提出补偿数额的要求，他要求增加补偿款的行为不违法。”
此外，代理人认为，上访是公民的权利，信访制度是老百姓申诉冤屈的重要去处和形式，“即便他们实施了上访行为，正常上访也是法律允许的，是行使公民的合法权益。这不可能对政府造成恐惧或害怕，更不可能使政府屈服这种压力而交出财物，因为政府掌有公共资源和国家公权力，完全可以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或疏导群体上访事件，并非只有给钱这一种方法。”
律师尹富强也认为，不能把正常的维权，或者过度维权问题简单定性为“敲诈行为”。
眼下，贾文和吕明义被拆平的村庄上，塞北的这个现代牧场还在如火如荼进行，一栋栋厂房正拔地而起。
吕明义不甘心，他还要继续上访讨说法。他说，“凭什么我的房子现在拆了，曾经的协议就不兑现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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